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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鱼的鱼缸September 18 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
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 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 从咸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 从火锅里我们认识了福尔马林 从银耳、蜜枣里我们认识了硫磺 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 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 September 17 轮回三鹿董事长:我是清白的,企业也是清白的,去问问供奶的农民吧。 奶农:关我吊事,又不是我产的奶,问奶牛去。 奶牛:我吃的是草呀,问草去。 草说:关我屁事,是土壤的问题,问土壤去 土壤:关我吊事,是旁边河水不干净 河:中国男足来我这洗过脚了,你问他们去 男足:我们从小吃三鹿奶粉长大的。。。 July 26 文章回顾(一)关于爱情,关于性格当爱米丽化做一群蝴蝶飞向空中的时候,我想她已经解脱了,至少可以飞在自由的天空中,不用去想其他的事情了。从爱米丽和维克托在教堂里的那一刻起,我的鼻子一直在发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时特别的想让维克托和爱米丽在一起,但是片子的结局,我觉得有点残忍,至少对爱米丽是不公平的。但是爱情本来就是这样,从来没有公平,爱一个人和被爱同样很累。当想起爱米丽遇到维克托时的欣喜,两个人坐一起弹着钢琴的欢快,当爱米丽夺下维克托手中毒酒时的坚定,。。。。。。 我不想再想下去了。也许双鱼的性格就这样了,有的时候感情不能自控,常常为一些别人看似不值得的东西而扼腕叹息,感慨万千。算了,不说了,大家去看看《僵尸新娘》把,我觉得满不错的。 July 17 谢亚龙,最该走的应该是你杜伊科维奇在讲话中说道:“我们都是棋子,我和你们这些球员都是棋子,很多事情不是由我来决定的;你们这里的一些人能够留在这个队伍里,并不是我的意思;有些人离开了,也不是我决定的;其中有一个人是最应该离开的,但他依然在这里,我没有这个权利让他离开。”
说到这里,杜伊科维奇的情绪已经有些激动了:“你们队员不是喊累吗,那么我告诉你们这些训练安排也不是我来定的,你们不要再来怪我,从明天开始我会让你们累的连路都走不动,我会让你们累的上不了车,也下不去车,我要看看你们到奥运会的时候还能剩下几个人,11个人、8个人、7个人还是6个人?”
PS:摘录自李承鹏的BLOG February 26 觉得不错,送给大家把..美国职场上的理想与现实《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专稿 袁莉 三 十三岁那年,Lester Blumenthal和弟弟把祖传的室内装饰材料公司卖给了一家大公司。弟弟用分得的那份钱开始买卖房地产,Lester则开始搜索灵魂:他这辈子究竟要做什么?答案是:回归土地,做与土地有关的事情。他先到农场学做农活,但发现自己没有务农的天分。又到奶酪场做学徒,也没成。37岁时,酷爱美食的他终于在马萨诸塞州乡间开了一家烧烤店,每天到附近的农场买蔬菜、禽肉和所有原料,也算是与土地沾了边。 关于“来来往往” Lester今年40岁,餐馆生意刚开始有些起色,但他已经从衣食无忧沦落到负债一百多万美元。而弟弟的房地产生意相当成功。我问他是否觉得自己很失败,他很干脆地说一点都不,因为他在创业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而且每天做的是喜欢的事情,感觉很充实。 “来来往往”专栏透过一个中国人的眼睛看美国商界文化,诠解圈内人一举一动背后的含义。专栏作者袁莉2004年进入《华尔街日报》,曾关注于美国电信业的报道。她于2002年赴美,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并分别获得新闻和国际关系硕士学位。此前,她曾任新华社国际新闻编辑和驻泰国、阿富汗记者。欢迎读者发送邮件至li.yuan@wsj.com或在下面评论栏中发表评论和建议。Blumenthal兄弟的“分道扬镳”其实代表了很多美国人一生中至少想过一次的问题:是为钱工作还是为心工作。 视频:美国职场上的理想与现实
我和中国朋友谈起要写这个题目时,所有的人都立即给我扣上了理想主义的帽子。他们抗议说,你不能要求我们真去为爱好而工作,中国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体系,人的安全感很低,我们必须现实地活着。 我承认美国的社会保障机制比中国好(虽然比加拿大和一些欧洲国家要差很多):不管病人口袋里有没有钱,医院都不能将人拒之门外;65岁后所有人都能享受联邦政府基本医疗保险;很多职业即便工资不高也足以支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我也承认中国现行体制的缺陷让人很难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选择理想,但同时我也认为我们不能以此为由而根本不给自己选择理想的机会。 我见过太多高考填志愿时要父母做主的高中生,太多毕业时哪里工资高就去哪的大学生,也有太多工作几年后就知道自己退休时是什么样的年轻人。他们为了生计而迫不及待地找工,迫不及待地挣钱。他们怕周围的人比自己住更大的房子,开更好的车,送孩子上更贵的学校。功利和急功近利让他们不愿意停下一秒钟来听自己的心究竟想要什么。于是,每年夏天,这个世界上便多了一群每天看着表等待下班的成年人。 不过,最近我读到一些对电视剧《士兵突击》中许三多的评论,这让我觉得在中国还是可以谈理想的。许三多被评为2007年度人物本身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十几亿中国人里竟然挑不出一个比虚构人物更让人佩服的人。这或许表达了民众对有权、有钱、有名人士代表的所谓成功的态度。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件令人欣慰的事,说明不管对中国社会的不公与功利有多少抱怨,很多中国人还是愿意相信只要诚实,只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就会有结果。 《士兵突击》其实讲的就是一个有理想,有平常心又肯坚持的人最终获得成功的故事。 我想说的是在现实和理想之间选哪个都没有错,只要你对自己是诚实的。重要的是我们一辈子应该至少给自己一次机会,去试一下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是什么感觉,而不要太在意世俗的评判。 我认为除社会保障体系外,美国人有选择理想的“奢侈”也是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你可以完全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心安理得,既不用担心有人会因为你收入平平而看不起你,也不用为挣钱太多而感到抱歉,更不用妄想有钱就可以高人一等。在这里作出了选择后也不是不可更改的。有些人先选了钱,发现不对会回来选理想;有些人则是相反。 很难说有多少美国人是在为理想而工作,但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曾经在经济回报和个人理想之间做过有意识的选择(至少他们谈起来的时候好象还是知道自己跟自己做的是什么样的交易)。选择在投行和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人,有的是因为喜欢繁忙而有挑战性的工作,认为自己在创造财富和伸张社会正义;有人虽然痛恨自己枯燥而辛苦的工作,但碍于要还昂贵的商学院、法学院学生贷款而不得不苦苦熬着;还有人在还完了学生贷款后,立即辞去高薪工作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采访过的一些硅谷人士创业成瘾,即便已经不需要赚钱时还在继续创业,成为连环企业家。在做记者的同事和朋友中,有人干了一辈子依然每天兴冲冲地来上班,有人因为不愿继续拿记者微薄的薪水或是要付孩子上大学的学费而转行。Y一代,也就是美国的80后一代,常把享受生活看作人生最大理想,工作只是挣钱的手段。 那些为成就理想而牺牲经济回报的美国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在非赢利机构“亚美儿童与家庭联盟”任总监的Wayne Ho在上伯克利大学时听父亲的话选择了读医学预科。但他对政治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医学,于是在大三时不顾父亲的反对改读少数民族学和英语,之后进入哈佛就读公共政策硕士。他高中毕业10周年同学聚会时见到了当年最要好的三位同学,三人一位做了医生,一位做了投行,还有一位做信息技术。他们开玩笑问他怎么靠非赢利机构的那点工资在纽约生活。我也问他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做了医生生活会不会容易些,他回答说有时候也会想,但他入行时就知道自己不会挣多少钱,而且他的快乐来自于为亚裔移民服务。32岁的Ho先生还要花很多年才能还完本科和硕士的学生贷款。 那些曾经努力过却未能实现梦想的人会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今年60岁的Marianna Houston从高中起就喜欢戏剧,大学和研究生毕业后在百老汇闯荡了十多年也没有找到突破性的角色。虽然她家庭背景不错(外祖父是设计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和芝加哥论坛报大楼的建筑设计师,父亲是成功的商人),但并不能指望父母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她主要靠教戏剧和管理日托所挣钱度日。直到40多岁时她开始做百老汇信托基金教育部主任,才算把自己的两个锺爱:戏剧和孩子,结合到了一起。她用“简单而吝啬”来形容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对当初的选择毫无悔意,有时甚至怀疑自己没有尽全力去实现在舞台上的梦想,放弃得太早。 如果许三多的故事有一点遗憾的话,那就是进部队并非他的理想,但他日后培养的对军人这个职业近乎理想化的尊敬完美化了这个故事。至少,他在做一名平庸的军人和优秀的军人之间作出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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